让历史烛照未来br岭南金融史观照

2019-12-06 09:03

  金融的力量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上诸多重要转变,是因为它能够让经济价值的实现在时间上提前或延后。十八世纪中叶以来,广州“一口通商”令岭南地区的对外贸易繁盛,进而在此孕育并诞生了中国较早的近现代金融业形态,近现代中国的金融制度、金融机构、金融工具等,大多肇始于此。改革开放后,岭南金融业持续高水平发展,在多方面屡屡走在改革前列,其中就凝结着岭南金融数百年的历史、情感印迹与经营、管理智慧。2015年,《岭南金融史》出版;2018年岭南金融博物馆建成开放,金融文化的又一地标在南国树立。本刊将用四篇文章,讲述岭南金融数百年的故事。

  截至2018年末,广东全省金融机构总资产达26.85万亿元;金融机构本外币存、贷款余额分别为20.81万亿元、14.52万亿元,约占全国的1/9、1/10;上市公司总数、支付系统业务量、跨境资金流动总规模、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等主要金融指标,继续保持国内领先。这一数字背后,凝结着数十年的发展智慧,更积淀着数百年的历史烟云。

  乾隆二十二年(1757),清政府结束了康熙二十三年(1648)以来的四口通商贸易,在广东设置十三行专营对外贸易,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近100年间,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口。在漫长岁月中,广州逐渐成为全球航运、贸易中心之一,近现代的金融业形态在此初露端倪。此后,第一枚机制币在此铸造,首家外资银行在此设立,中国最初的保险公司建立于兹……近现代中国的金融制度、金融机构、金融工具等,大多肇始于岭南。

  “洋船争出是官商,十字门开向二洋,五丝八丝广缎好,银钱堆满十三行。”这是明末清初,学者屈大均笔下广州对外贸易的生动描绘。

  开海贸易给广州带来了无限商机。英国、法国、荷兰、瑞典、美国等国家商船相继到港开展贸易,进出口商品集中于此。经过十三行商人的交易,毛皮、毛织品、木材、胡椒、西洋参等商品由此登陆中国;茶叶、丝绸、瓷器、棉布及中药材等由这里出口到世界各地。在国际贸易往来中,各国货币汇聚一方,大量外国银元流入中国。

  最初,银元采用实际重量计价,1银元值银两7钱3分或600至700文,嘉庆年间开始以枚计价。但以枚计价实际价格高于含银量,外国商人将中国白银运出,铸成银元后重新运回中国,从中牟利赚取差价,因而“以致利归外洋,漏卮无底”。

  林则徐曾在《查议银昂钱贱》中提出,“欲抑洋钱,莫如官局先铸银钱,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”。光绪十三年(1887),张之洞也提出自铸银元,《奏请机器制钱奏折》中提到“博采众议,惟用机器制造则钱精而费不巨”。

  在张之洞主导下,光绪十三年,广东钱局兴建,引进当时先进的英国铸币机器铸造银元和铜元。中国最早铸造的机器铜钱——广州铸造的光绪通宝在光绪十五年(1889)诞生。光绪十六年(1890),广州铸造的七二正版龙洋成为中国最早铸造并流通的机器银元。此后,各省纷纷效仿,中国机制币的历史由此展开。

  辛亥革命后,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,确定了银元为货币单位,先后铸有孙中山头像的开国纪念币和银元。1914年,袁世凯在北京以大总统名义公布了《国币条例》和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》,规定“圆”为价格单位,各省开始铸造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。肇端于岭南的机制铸币,汇聚激荡起中国金融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。

 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一个世纪,广州站在对外贸易最前沿,使岭南地区孕育出中国较早的现代金融业态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),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金融资本银行——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,在广州设立分理处,成为在中国最早成立的银行机构。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“谏当保安行”也于十九世纪初在此诞生。

  广州“一口通商”实行后,广州口岸的对外贸易遽然升温。1800年前后,广州已垄断中西方贸易40余年,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,大量外国商船云集。为分散或降低海上贸易风险,外资保险业开始在岭南兴起。嘉庆六年(1801),在广州的几个外国商人联合组织临时保险协会,承保船只及其运载的货物。随着国际贸易发展,一些印度加尔各答的保险机构在广州设置了代理处。

  正式成立的保险公司在嘉庆十年(1805)出现:是年,英国东印度公司达卫森,在广州发起开设广州保险会社,称谏当保安行,该行由宝顺洋行和渣甸洋行轮流担任经理,中国的保险业就此发端。道光十六年(1836)谏当保安行改组,更名为谏当保险公司,光绪八年(1881)更名为广东保险公司。

  历史在更迭变幻中不断推进。几乎与谏当保安行同时,发源于民间的人寿会,显露出保险行业的初步形态。清末,岭南乡村社会出现了类似储蓄保险的民间组织人寿会,会员缴纳会银,中途死亡则获赔丧葬费,缴纳会费满15年可领取偿金。光绪年间,仅广州就出现人寿会达17家之多。

  得益于保险行业发端于此的传统,岭南地区成为中国保险业的诞生地,之后岭南保险业蓬勃发展,一度成为中国保险业中心。

  几乎与岭南的近现代保险业发展同步,岭南地区也较早出现了银行业金融机构。到清末、民国,银行业快速发展,中国通商银行、大清银行、交通银行、中国农民银行、邮政储金汇业局、中央信托局、中央合作金库等全国性银行或金融机构纷纷在岭南设置分支机构,促进了岭南金融业发展。

  为支持北伐,孙中山先生在广州,曾一面筹建黄埔军校,一面筹备设立中央银行。1924年8月15日,中央银行成立,孙中山亲临中央银行,指出“共同维持中央银行纸币信用,促成中央银行发展,不致为外资银行所操纵”,并说“出师北伐,尤赖国家银行之调剂也”。1928冬,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,在上海组建中央银行,1929年3月1日,位于广州的中央银行改名为广东中央银行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岭南迅速结束战乱,人民政府接管旧中国官僚资本银行,建立人民银行体系,有力支援了经济建设。改革开放后,岭南银行业先行一步,在体制改革与服务创新等方面成效显著,为岭南经济与金融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得益于良好的土壤和传统,上世纪末,岭南地区的金融业迅速发展,创出多个第一:1989年5月深圳招商银行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试办离岸金融业务,成为离岸金融业务的首创;1989年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辨伪点钞机;1995年6月22日成立的深圳市商业银行,成为全国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……

  “迢迢客乡去路遥,断肠暮暮复朝朝,风光梓里成虚梦,惆怅何时始得消。”这首诗是岭南华侨在海外艰辛创业的真实写照。

  晚清末年,岭南沿海地区百姓赴海外谋生,首选目的地便是东南亚,俗称“下南洋”。岭南地区由于地理毗邻,因而华侨众多,珠三角和粤东的潮汕、梅州、江门等地都是著名的侨乡。近代海外华侨中,广东籍华侨约占华侨总人口的2/3左右,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,一封封具备着银信合一功能的侨批,成为联系广东与全球华侨华人的纽带,记录下华侨金融发展的历程。

  近代外资银行“华人大班”与“洋人大班”的理念冲突,在岭南金融博物馆的雕塑中,有生动体现。

  漂泊在异乡的华侨,大多从事港口搬运、挖矿、割胶、种植等苦力劳动,也有人摆地摊或挑担子走街串巷,艰难谋生。拼命工作,换取微薄薪资,悉数寄回故乡,赡养亲人,曾是他们唯一的愿望和追求。

  为了满足华侨寄信寄钱回乡,催生了新兴的行业——水客。水客经常往返国内外,专为侨胞递送信件、物件。水客挑着箩筐或背着布囊,走街过巷或下乡派送银信,在近代银行汇兑业务不发达的时代,他们沟通起海外华侨和祖国家乡的信息、财产与情感纽带。随着海外华侨不断增加,以批局、银号、商号等承办机构为代表的侨批业正式出现并迅速发展,才取代水客,成为侨批递送的主流。

  侨批千里寄乡愁,传递的不仅是家书,更有故园情。近代广东华侨投资在全国华侨投资中曾占首位,1862-1949年间,广东华侨投资企业占全国华侨投资企业总数的83%。

  随着银行的侨汇业务不断发展,侨批局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,逐渐转变为国家银行吸收外汇的代理机构。二十世纪70年代,侨批业务由银行接办。至此,历时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  如今,在广州,国际金融城、金融机构云集,岭南金融博物馆建成开馆,成为金融文化又一座地标。如今,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最具有活力的湾区之一,其源自近代岭南地区的金融智慧,沉淀数百年的金融传统,将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贡献智慧,照亮前行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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